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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全球-必须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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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全球而言,誰率先完成結構性改革,誰就會在下一輪全球增長中佔有先機。

被稱為「末日博士」的努里爾·魯比尼教授日前表示,目前對全球經濟來說,有很多不利因素,如一些地緣緊張局勢引發的油價飆升。也就是說,在原本就面臨再次失衡風險的全球經濟結構之上,美國所製造的貿易保護與伊朗因素加速了風險的暴露。

首先,全球經濟處於次貸危機以來的一個重要拐點。過去十年,全球經濟增長動力主要源自債務的增加,在寬鬆貨幣環境下,以美國為例,政府債務與企業債務不斷升高刺激了GDP增長,但這些債務大量湧入資產領域,並未增加中低收入者的財富,加劇了經濟與分配的結構性失衡,從而讓經濟喪失可持續發展的動力,並再次面臨脆弱的失衡風險。

美聯儲率先暗示了降息的可能,歐洲央行、日本央行緊接着跟隨,澳大利亞等經濟體已經開始降息。寬鬆貨幣環境的一致預期導致全球資產價格開始上漲,上一輪長周期的量化寬鬆政策支持了全球資產價格泡沫,現在則可能再次啟動寬鬆政策試圖維持泡沫。

會議強調,當前要特別關注外部輸入風險,防止外部衝擊、市場波動傳染,積極防範化解重點機構風險,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。

日前,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會議認為,金融安全作為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,是經濟平穩發展的重要基礎。維護金融安全,是關係到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戰略性、根本性大事。

在中國擴大金融開放的同時,國際經濟也迎來一個微妙的「風險爆發期」,因此,中國必須關注和防範外部環境的變化,防止外部衝擊與風險傳染。當前,這種風險包含了實體經濟與金融環境雙重挑戰。

當前,中國金融部門承擔諸多任務,既要為經濟平穩運行提供合理充裕的流動性,穩定物價、匯率等,還要為結構轉型與高質量發展服務;既要防範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,完善金融監管體系,加快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建設,又要強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,支持中小企業融資等。

現在更要關注和警惕外部輸入風險。首先,中國正在提速金融服務業開放步伐,在最新公布的《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(負面清單)(2019年版)》中,關於金融業的對外開放延續去年的基調,即外資對證券、基金、期貨及壽險的投資比例限制放寬至51%,且於2021年取消外資股比限制。這是自去年開始加速金融服務業一系列開放政策的繼續。

這會給中國帶來潛在的兩方面風險,一是全球寬鬆貨幣環境會刺激套利資金流入中國資產市場,並鼓勵企業融入外部資金加槓桿;另一方面,也會在國內市場製造資產價格上漲的預期,刺激生成泡沫。更讓人擔憂的是,目前大部分國家基準利率仍處於歷史低位,一些國家甚至處於負利率水平,寬鬆貨幣政策所能起到的作用有限,再加上創紀錄的債務水平,可能讓這些央行喪失對市場的控制能力,出現新的全球危機。

事實上,一些經濟體已經呈現衰退跡象。因為高度依賴出口,韓國出口數據往往被稱為是世界經濟的「金絲雀」,今年5月韓國出口同比下降9.4%,是連續第六個月出現下跌,其貿易條件指數也是自2014年10月以來最低。此外,土耳其、南非等國經濟也在快速衰退。被列入經濟脆弱國家行列的名單數量越來越多。

對於大部分后發經濟體而言,金融開放過程充滿挑戰,因為國際或國內經濟環境的巨變可能帶來資本流動的變化,形成不可預期的風險。如果無法建立全方位的更加精細的監管體系以及判斷能力,再加上缺乏豐富的應對經驗,金融體系很容易被衝出漏洞,產生系統性連鎖反應。因此,在擴大金融高水平雙向開放的背景下,必須提高開放條件下經濟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風險能力,預防在開放環境中的外部輸入風險。

其次,正因為全球經濟衰退風險加大,主要經濟體央行的貨幣政策在尚未退出「量化寬鬆」時,又重新啟動「寬鬆刺激」周期。

與其他國家依賴貨幣政策作為增長引擎不同,中國在貨幣政策、財政政策、宏觀審慎措施以及結構性改革之間形成了平衡的組合,尤其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佔據了主導地位。就全球經濟而言,中國是唯一主動擺脫對貨幣政策依賴而進行結構性改革的國家,因此,更要關注和警惕外部各種輸入風險,防止外部衝擊以及市場波動傳染,避免干擾和破壞中國穩中有進地推動結構性改革。就全球而言,誰率先完成結構性改革,誰就會在下一輪全球增長中佔有先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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